宋朝龙：《共产党宣言》的空间逻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纪念《共产党宣言》专题述评

摘    要：《共产党宣言》中的空间逻辑包含着两类异质主体的空间逻辑, 即包含资本的空间逻辑和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两类逻辑的联结和转化, 是《共产党宣言》空间逻辑的基本内容。2018年5月5日于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隆重纪念了《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从空间逻辑的角度来看, 学者们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讨论, 涉及《共产党宣言》的空间传播、《共产党宣言》中资本积累的空间逻辑、《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共产党宣言》中资本和共产主义空间逻辑的转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空间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向度发展起来了。自19世纪末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以来, 第二国际、依附论、年鉴史学、世界体系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卢森堡、列宁、布罗代尔、阿明、沃勒斯坦、阿瑞吉、哈维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挥和发展, 都可以看作是在马克思主义空间向度上作出了重大的发展。阿明和哈维作为重要嘉宾参加了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发表170周年而于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大会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国外学者和国内知名学者共1100余人, 参加了大会。大会分设10个分论坛和4个高端论坛。在对《宣言》的纪念中, 与会学者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展开了热烈讨论。从空间逻辑的角度来看, 关于《宣言》的讨论, 涉及到了《宣言》的空间传播、《宣言》中资本的空间逻辑、《宣言》中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宣言》的空间逻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等问题 (1) 。

一、《共产党宣言》的空间传播

关于《宣言》的空间传播, 学者们讨论了《宣言》创作的具体时空情境、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情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传播情况、向中国传播过程中日本的特殊中介作用以及《宣言》在中国传播的总体性特点等。特别是北京大学马藏研究中心的学者们, 对《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第一, 《宣言》文本创作的具体时空情境。诸多权威专家、电视纪录片、网络传媒都说《宣言》是在白天鹅宾馆一个咖啡馆的专门房间里写的。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通过在布鲁塞尔、伦敦、比利时、特里尔等地的实地考察, 经过长达10年的研究, 得出结论认为《宣言》的写作地点不是白天鹅宾馆。为了考证这个情况, 颜教授去了布鲁塞尔四次, 实地考察了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8个住处, 拜访了比利时马克思研究所所长马尼亚, 得出结论认为, 《宣言》写作的最终地点只有两处地方:一个是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 一个是野林宾馆。或者马克思在这两处都写了一部分。在第一个地方写了一部分之后, 因这地方人员嘈杂, 而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向马克思下了最后催稿通牒, 要求必须在1月份之前交, 否则所给的资料全部收回来。为了赶快完成《宣言》, 马克思独自搬到野林宾馆, 因而《宣言》的写作地点不是白天鹅宾馆。颜教授还认为, 《宣言》不是延续几个月而是在一周之内写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7年11月29日到12月8日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2月17日马克思才回到了布鲁塞尔, 到1月底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这期间, 他在白天鹅宾馆作了至少三场演说, 写作《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等著作, 中间还被法庭传讯。由此推测, 马克思写作《宣言》也就用了一周时间。

第二, 《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情况。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良教授介绍了马克思的名字和肖像以及《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情况。马克思名字最早是在1899年《大同学》的文章连载中传入中国的, 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就是现在用的名字, 后来的翻译不一样了, 再后来又回到了最初的译法上。马克思的画像第一次传入中国是在1907年。当时中国选了60位有影响的欧洲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 马克思被列入其中, 所用照片是马克思1875年拍的,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以后大量印制、送给亲朋好友的正是这张照片。关于《宣言》在北京大学最早的传播, 顾海良教授认为可以追溯到1919年, 当时北京大学一位李姓外语系学生翻译了《宣言》的第一章。翻译完第一章以后, 胡适先生很不高兴。在能否毕业的压力下, 该学生终止了《宣言》后续章节的翻译。华东师范大学陈红娟副教授介绍了《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本形态。目前发现1899—1911年有17篇文章涉及《宣言》, 那时的翻译是只言片语式的, 有些只是提了一个题目。第一篇译稿刊发在一个教会办的期刊即《万国公报》里, 是一个片段式翻译。当时, 翻译者的信仰五花八门, 传教士、改良派、无政府主义者等都有。译者并不关心《宣言》自身的内在逻辑, 而对《宣言》的思想进行了各种拆解和组合。《宣言》的早期翻译多是从日本、英国、法国等国转译过来的。在转译过程中, 掺杂了其他国家的文化, 产生了一些误读。例如日本学者的《社会主义神髓》3个月之内译到中国, 阶级概念有三分之一没有被翻译过来。1899—1919年, 译文是文言文的, 阅读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 一般大众难以读懂。

第三, 《宣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传播情况。顾海良教授提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三个月, 就决定出一套共产主义丛书, 共五本。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时开始, 就是一个学习型政党。现在通过各种途径把这五本书找全了, 里面有布哈林的论共产主义小册子、俄国共产党的党纲、第三国际的重要文件、俄国的革命史等。中共二大决定出马克思的全书, 第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宣言》, 此外全书还包括《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 当时比较准确地选择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陈红娟副教授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宣言》传播的新特点:译者对《宣言》的理解水平有所提升, 译本逐渐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翻译的《宣言》凸显了《宣言》中革命性、阶级斗争、暴力推翻政权这方面的内容;《宣言》阅读群体从知识分子扩展到普通民众。

第四, 《宣言》向中国传播过程中日本的特殊中介作用。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博士后李爱军介绍了日文《社会主义神髓》在推动《宣言》在中国传播中的作用。《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在日本问世。第一本中译本是1903年11月5日达识译社出版的, 译者当时是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第二个中文版本是蜀魂重译的;第三个译本是四川人谭其茳译的;第四个译本是1912年由高劳 (即杜家全) 翻译的, 在东方杂志连载。《社会主义神髓》第三章的内容主要根据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改写的;《社会主义神髓》达识译本是最早将《共产党宣言》书名翻译过来的。《社会主义神髓》四个中译本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起到了重大作用, 吴玉章、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第五, 《宣言》在中国传播的总体性特点。南京师范大学王刚教授对《宣言》在中国的传播特点进行了概括。他认为递进性、选择性、多路径、多梯次、与传统文化嫁接、边传播边中国化是《宣言》在中国传播的总体性特点。 (1) 递进性翻译。最早翻译是只言片语, 后来到章节, 最后到整个文本。 (2) 选择性传播。有的学者对《宣言》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共产党对各种反对派的态度比较看重, 而陈独秀更加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介绍。 (3) 多路径传播。五四运动之前, 中国的《宣言》文本大多来自于日本;五四运动以后, 欧洲和美国的途径多了起来。十月革命以后, 苏俄路径成为主要路径。 (4) 多梯次传播。翻译者是第一梯次, 然后是国内的先进分子, 最后到其他接受者, 经过多梯次传播从而达到最终传播。 (5) 与传统文化嫁接的主观性解读。中国人在翻译《宣言》的时候, 往往各取所需, 难免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比如, 许多译者把《宣言》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相混同。孙中山对共产主义解读的时候, 认为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 (6) 边传播边中国化的双重变奏。中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和改造中国相结合的, 是一边传播一边中国化。比如说, 李大钊在传播《宣言》的唯物史观的时候, 就着重思考如何把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

二、《共产党宣言》中资本积累的空间逻辑

《宣言》中的空间逻辑包含两个异质主体的空间逻辑, 即包含着资本的空间逻辑和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两类逻辑的联结和转换, 构成《宣言》中空间逻辑的基本内容。《宣言》中资本积累的空间逻辑是全球扩张性的空间逻辑, 是自我背反性的空间逻辑, 是阶级和民族国家双重分化的空间逻辑, 是具有特定历史阶段性的空间逻辑, 是未被充分阐述的空间逻辑。针对《宣言》中关于资本积累的空间逻辑特性, 学者们展开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

第一, 《宣言》中资本积累的空间逻辑是全球扩张性的空间逻辑。北京大学孙代尧教授认为, 《宣言》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进行了精准的描述, 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向全球扩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 揭示了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大卫·哈维教授阐发了资本积累的空间维度, 认为资本是空间革命的主体, 资本作为价值主体的运动本身就具有空间向度。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主任陈志尚教授认为, 全球化正是《宣言》所说的世界生产和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华北电力大学王旭琰博士认为, 《宣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的视野。时代要求我们要比具有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 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视野。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很多全球性的问题, 比如难民问题、恐怖主义、气候恶化、网络安全等。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未来世界的想象打开了很多空间, 我们需要站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去勾勒我们未来世界的样貌。

第二, 《宣言》中资本积累的空间逻辑是自我背反的空间逻辑。孙代尧教授认为, 《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矛盾, 体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独特的或者说辩证的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方面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另一方面使人变得冷酷无情, 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一方面开辟了世界市场, 另一方面把没有良心的贸易带到世界各个角落;一方面毁灭了前现代, 另一方面也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自身被毁灭。陈志尚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消除其本质所决定的社会基本矛盾, 结果只是将矛盾扩展到全世界, 因而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迟早发生的必然规律。

第三, 《宣言》中资本积累的空间逻辑是阶级和民族国家双重分化的空间逻辑。《宣言》不仅提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 还提出了农业民族对工业民族、东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依附, 实际上指出了资本积累所具有阶级和民族国家双重分化的空间逻辑特性。埃及经济学家、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作为依附论的代表人物, 认为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分裂和对立不仅表现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上, 还进一步集中表现在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分裂上。土耳其爱国党副主席耶尔德勒姆·科奇认为,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逐步发现英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 同时把注意力越来越投向殖民地。从1860年开始, 马克思重新审视了他对于世界革命以及殖民地的看法, 这个时候他看到了爱尔兰独立对英国霸权造成的削弱。1873年, 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起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观察了这个过程。列宁和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以及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发展, 就是建立在这个过程上的。

第四, 《宣言》中资本积累的空间逻辑是一个历史性的空间逻辑。《宣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历史性的批判, 提出资本主义并非是永恒的, 而是有其历史界限的。资本一方面推动了劳动的社会化, 另一方面在劳动社会化面前蜕化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所有制形式, 因而必将为新的所有制形式和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宣言》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所确定的资本自身的历史辩证法, 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在推动全球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以及历史限度, 提供了批判性分析的科学工具。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认为《宣言》宣判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证明资本主义是有内外矛盾的, 这个内外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所不能克服的。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包含在资本主义自身内部的历史必然性。在现实中, 资本主义没有按照马克思预料的方式走向死亡, 这不是马克思宣判死刑这个预言失效了, 而只是延期执行而已。

第五, 《宣言》中资本积累的空间逻辑是一个未完成的空间逻辑。《宣言》中的资本积累逻辑, 还是对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反映, 还没有达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达到的那样纯熟和全面, 而且资本积累在世界市场上的展开过程, 也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之后,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还在向纵深发展, 《宣言》中资本积累的空间逻辑是一个未完成的空间逻辑。陈志尚教授认为《宣言》没有充分估计到资本主义后来能够通过自我调整延长了寿命;没有预见到全球各地区和各民族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必将导致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进程的多样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大卫·范森范思特认为, 马克思时代的全球化和当代的全球化具有不同的性质, 不能直接把马克思对全球化的分析搬到今天, 因为今天的全球化是一个后殖民主义时代的产物, 也是非传统的、非欧洲式的产物。

三、《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

《宣言》中的另一个空间逻辑是和资本不同的另一个主体的空间逻辑, 即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宣言》中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是指向人类解放的空间逻辑, 是扬弃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 是面向未来敞开的空间逻辑, 是有待通过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而被具体化的空间逻辑。关于《宣言》中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特性, 学者们也都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第一, 《宣言》中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是指向人类解放的空间逻辑。厦门大学白锡能教授认为《宣言》的两句话是不能改的, 第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 第二句话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是《宣言》最重要的东西。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认为, 只有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同时也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平等、文明、科学, 才可以说是比较完全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北京大学杨河教授认为, 马克思讲清楚了一个过去所有人都没有讲清楚的大道理, 即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否可能, 如何可能。人类自由解放的问题不是马克思提出来的问题, 在马克思之前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 但是没有一个思想家能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根源、可能性讲清楚。

第二, 《宣言》中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是扬弃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苏州大学石镇平副教授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三大贡献:一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二是科学地预测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三是科学地解释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 实际上就揭示了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理》提出十二条措施, 《宣言》提出十条措施, 这些措施正像《宣言》的序言所说的, 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孙代尧教授认为, 《宣言》回答的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最大问题, 也是在1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的问题:如何看待和制服资本主义?人类社会往何处去?共产主义就是克服资本主义没法克服的现代性矛盾, 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的方案, 既充分地发展生产力, 又能够实现人的解放。陈志尚教授认为《宣言》的真理性突出体现在其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等问题的论述上。

第三, 《宣言》中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是面向未来敞开的空间逻辑。学者们认为, 就其直接性来看, 《宣言》中关于共产主义的逻辑是从欧洲发达国家出发的, 但是从其潜在性来看, 却是向着未来敞开的。《宣言》为共产主义未来道路多样化的可能性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土耳其爱国党主席多乌·佩林切克认为, 《宣言》中所强调的革命的理论, 是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情况引申出来的, 是欧洲中心论的。根据马克思的思想, 在每一个社会尤其是在亚洲的社会, 革命都应该是因地制宜的。在帝国主义时代, 革命中心转移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那时革命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结果, 而且还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冲突的结果。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是从边缘地带开始的, 是列宁和毛泽东成功地将理论付诸于实践。马克思预见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 也看到了亚洲时代最早的曙光。英国肯特大学哲学荣休教授肖恩·塞耶斯认为, 1848年《宣言》发表之后, 共产主义的幽灵并没有迅速地崛起。但是, 《宣言》的思想在后来得到了彰显。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 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生活在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家当中。斯大林去世之后, 苏联经过短暂的自由化之后, 马克思主义又出现了很长时间的停滞不前, 但20年后又重新崛起。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有自己的生命周期, 最终会被其他的体系超越。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舍甫琴科认为, 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走过了社会发展的顶点, 未来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并以渐进的方式逐步转化为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这么一个演进的过程, 我们看到是充满了各种辩证的,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迄今为止成功的关键所在。孙代尧教授提出《宣言》中重大的思想贡献之一, 是提出了社会转型的思想, 对于已经和正在经历着两个深刻转型——从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 《宣言》中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是有待通过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而被具体化的空间逻辑。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 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论证了资本的逻辑让位于共产主义逻辑的必然性。但是, 关于资本逻辑让位于共产主义逻辑的空间起点, 马克思的理论是没有具体化的。历史证明, 共产主义在实践上的突破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先突破, 然后通过迂回过渡的道路实现共产主义逻辑对资本主义逻辑的空间替代。白锡能教授比较了《宣言》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和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现实, 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对二者之间的差别作了解释。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规定的条件出发, 这是正确的。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错, 现实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条件不同, 现实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首先在于穷, 穷则思变。另一个更关键的必然性在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以后, 金融垄断资本出现, 其他国家想要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 没有出路。在落后国家要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 需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集中力量办大事, 来完成工业化, 提高生产力以追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 落后国家不是等资本主义自己创造完条件再来革命, 而是先革命, 然后自己为自己创造条件。黄宗良教授认为, 在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首先从理论变为现实, 并且经过列宁战时共产主义以及新经济政策的探索, 经过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发展和解体, 经过中国的曲折探索以及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成功, 这一系列的实践经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的认识更加充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 经过苏联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变得更具体、更丰富了。

四、《共产党宣言》的空间逻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宣言》揭示了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积累的逻辑让位于共产主义逻辑的必然性。《宣言》之后, 国际共运的发展, 又找到了共产主义逻辑取代资本积累逻辑的空间起点和迂回道路。《宣言》及其以后国际共运所揭示的规律,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中, 必然会更自觉地表现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逻辑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空间逻辑, 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博弈的空间逻辑, 是社会主义翻转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 是社会主义引领全球化新时代的逻辑, 是《宣言》空间逻辑的实现样态。

第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逻辑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空间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来构建, 也没有条件在直接的、单纯的社会主义制度逻辑的基础上来构建。两种制度的并存,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基本背景。陈学明教授认为, 不能把苏东剧变直接认同为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他认为, 20世纪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十月革命的兴起,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及以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到了20世纪后期,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苏联解体, 是20世纪末叶最大的事件。苏东的社会主义垮台是不是能够证伪了马克思主义, 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国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功, 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成功。现在有两种判断:第一种判断是认为中国成功了,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个大地上比较成功,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的成功。第二种判断是中国为什么成功?是由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有的人认为是学习了西方的自由主义, 有的人认为是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才成功的。第二种判断显然是错误的, 中国的成功是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讲大道, 大道就是为人民谋利益, 跟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我们还是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道上。杨河教授认为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到当今时代发生了深刻变化, 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及随之而来的反思, 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对苏联解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影响。当今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共存、相互借鉴、各自发展的世界格局。

第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逻辑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竞争的空间逻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将长期表现为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查格洛夫·格奥尔格认为中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虽然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一个暂时的情况, 但是中国经验证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 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中国是一个开创者。陈志尚教授认为应以《宣言》中关于全球化的二重性质分析作为我们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无论是理论宣传还是实践指导, 我们都不能以偏概全, 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一种性质简单地给予完全肯定或者完全否定。必须从世界客观存在的矛盾的现实, 全面具体地分析全球化的两重性, 分析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外部条件。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策略, 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发挥13亿人的能动性, 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不仅不受制于人而且后来居上,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第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逻辑是社会主义翻转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共存和竞争中, 社会主义制度将凭借自身的制度优势, 逐步把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翻转为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多乌·佩林切克认为今天亚洲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中国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成功的模式。苏联解体后, 在资本主义后期,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抓住了机会。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唤起了全人类的希望。现在亚洲已经是发展的中心。亚洲的革命应该能够建立起公有权利和共享权利的体系, 能够取得相对于帝国主义的持久成功。中国人民大学曾枝盛教授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的产生既不拘泥于传统但又坚持原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但不能放纵资本主义, 21世纪的社会主义利用市场发展经济但不能完全放弃计划调控和监督。

第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逻辑是社会主义引领全球化新时代的逻辑。黄宗良教授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关心人类命运, 这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从最高层次来看就是人类的解放问题。人类发展到今天,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 面临着一系列全人类必须来一起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是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来解决全球问题, 用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我们对世界、对国际社会发展的认识和引导, 是符合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陈学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的几十年, 将会越来越走向现实, 变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一种思想资源、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世界的传播, 是人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还面临很多危机, 有很多槛儿要跨过去, 包括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包括人跟资源的矛盾越来越严重, 包括我们人自身的分裂矛盾越来越严重。人类一定要跨过工业文明, 建立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如果这种新的人类文明建立不起来, 那么人类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人类的未来要么是共产主义, 要么是灭亡, 没有第二条、第三条道路。人类向这个方向走, 靠什么东西来支撑?唯有马克思主义,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向和目标就是追求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过程, 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要实现文明进步, 离不开各种条件和环境。要推进文明发展, 不可能离开世界交往。在全球化的今天, 要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 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应该得到重视和挖掘。

第五,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逻辑是《宣言》空间逻辑的实现样态。与会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就是《宣言》提出的自由联合体实现的一个阶段、环节和样态。武汉大学项久雨教授认为《宣言》中讲过, 未来的人类一定会形成一个自由的联合体, 这个自由联合体和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有本质联系, 但是应该还有差别性。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理论和现实向学界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吉林大学白刚教授认为, 从1818年到2018年, 两个一百年存在三个马克思。马克思最早在欧洲, 后来走向中国, 将来要从中国走向世界。从1818年到1917年, 第一个一百年中发生了十月革命, 马克思在欧洲。第二个一百年,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展开。接下来的第三个阶段, 马克思将从中国走向世界。陈学明教授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是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世界宣誓: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我们忠诚于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就是《宣言》精神忠诚的传人, 中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田心铭教授认为《宣言》的核心思想规定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是以《宣言》为源头的科学世界观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表达。不读懂《宣言》, 就不懂得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忘记了《宣言》, 就是忘记了初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前进的中国共产党人,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宣言》的科学世界观, 坚持集中体现了这一世界观的《宣言》的核心思想。西南大学黄蓉生教授认为《宣言》明确了共产党人为什么人谋幸福。《宣言》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 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 是共产党员理论初心的源头。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也应从《宣言》所规定的共产党人的初心出发。

五、结语

综上所述, 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与会学者对《宣言》的伟大思想意义、实践意义以及对全球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指引意义进行了充分讨论。综观学者们的发言, 可以发现如下四个特点:第一, 关于《宣言》的空间传播, 学者们不仅重视文本的具体传播过程, 更重视以文本为载体的思想传播史、接受史以及与革命实践的结合史的研究。《宣言》的传播反映了国际共运的发展, 见证了国际共运的艰辛探索和曲折过程。第二, 关于《宣言》中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 学者们抓住“资本积累”这一关键因素, 对资本积累的空间特性进行了发掘和发挥。学者们对《宣言》中资本积累和世界历史理论的讨论, 既是对《宣言》思想的发掘, 又是对《宣言》思想的丰富。第三, 关于《宣言》中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 学者们强调要把东方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补充到对《宣言》的理解中去。《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这种必然性。但《宣言》没有充分预见到全球各地区和各民族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必将导致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进程的多样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在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首先从理论变为现实, 并且经过列宁战时共产主义以及新经济政策的探索, 经过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发展和衰败, 经过中国的曲折探索以及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成功, 这一系列的实践经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的认识更加充分。东方社会主义的经验应该补充到对《宣言》的理解之中去。第四, 学者们把《宣言》中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空间逻辑思想运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把《宣言》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宣言”来理解、阐释和阐发。为国际共运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丰富了的《宣言》基本原理, 必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再次发挥伟大的指引作用。在当代, 《共产党宣言》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宣言!

大会对《宣言》的传播与影响、内容和逻辑、价值和意义进行了充分地讨论, 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值得继续研究:第一, 关于《宣言》的空间传播, 学者重点关注《宣言》在中国的传播, 而对《宣言》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研究得不够。第二, 关于《宣言》中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的讨论, 更多地是正面肯定, 而对其缺陷和不足讨论不够。第三, 关于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实践, 更多是从对《宣言》一般原理的“特殊”补充的角度来阐释, 而对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普遍世界历史意义讨论不够。第四, 关于《宣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更多是一般性原则的确认, 还缺少具体性阐发。我们期待着在后续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中, 上述四个不足之处能得到更充分地讨论。

（作者简介： 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

注释：

本文所有关于专家观点的引述, 都来自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各位专家的会场发言。

载《学术论坛》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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